【你应该感动】浙大医学院618位“无语良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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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方 朱露 周雪怡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首席记者 王湛

4月1日,徐鸣一身灰黑色的打扮,在缅怀“无语良师”活动开始之前,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办公室里签署了一份遗体捐献志愿书,落款时,她停顿了一下,写成了2018年3月31日。她笑着说:“4月1号,愚人节,说话都不算数的。” 这是清明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日。400多人聚集在浙江大学的无语良师碑前,缅怀618位“无语良师”。前排的观众大多上了年纪,有人的头发已是花白。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浙大医学院的学生,他们统一穿着白大褂,手里攥着一支白菊。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低头听着风吹过碑石的声音。 所谓“无语良师”,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宁愿让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也不想见到他们未来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王青青借用这么一句话形容“无语良师”们,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医学生真切直观地接触到解剖学。

(▲浙江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陈周闻对捐献者和家属表示感谢)

●刻下一个名字,需要十分钟 2012年,浙江大学无语良师碑建成,三块一米多高的独立的花岗岩上刻着遗体捐献的意义和618个名字,这618人是浙江大学自上世纪80年代起登记的所有遗体捐赠者。它们围成一个敞开的U型空间,怀抱着一颗万年青。这块碑就这样安静地站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西侧的小路边,有时候行人们匆匆走过便容易忽略了。

就在4月1日,签署遗体捐赠志愿书的人又多了一人——徐鸣,在退休前曾是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的一员。她来到了无语良师碑前,默然地看着碑上“徐陬(zōu)”的名字好长一会儿,转身走进了医学院安置骨灰盒的房间里。桌上摆着的医学脑标本,便取自徐陬的身体。 徐陬是徐鸣的父亲,曾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一生从医的徐陬经常向家人感慨:“十几个学生围着一张解剖台,那时候还没有阶梯教室,也没有视频教学,站在后面的同学根本就看不到老师是怎么操作的。你们在我去世后把我的遗体捐献给我的母校,让我最后再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做一点贡献吧。”在1997年因病去世之后,家人便按照遗嘱,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母校浙江省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前身)。 “可以说,我是因为我父亲才学的医学,毕业后也进入了医科院。”对徐鸣来说,她与父亲既是校友,也是同事,更是最敬佩的榜样,“我父亲是我们医科院第一个捐献遗体的,我的同事是第二个,现在我要做第三个。” 徐鸣每年清明节都会来浙大看看父亲,这次来时,徐鸣当场签署了自己的遗体(组织)捐赠志愿书。“到我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不要抢救,把遗体捐给学校,如果我死亡的时候器官还派得上用场,就捐给可用的人。”徐鸣对丈夫说。 签名的时候,徐鸣特地把时间写成了2018年3月31日,陪着他一起来的儿子提醒她写错了,她笑着说:“4月1日是愚人节,说话都不算数的。” 徐鸣走的时候,又特地多拿了一份志愿书,带给她一起在医科院共事过的同事,“她说要做我们医科院第四个捐献遗体的,我们要一起把医科院的这个传统继承下去。” 和徐鸣一样,老人王敬东也在今天特地来看望父母——陈锡臣、王梦仙。两人的名字在无语良师碑上并排刻着,这是在2016年的清明节刻上去的。陈锡臣曾任原浙农大副校长,是国内研究小麦的专家,也是浙大农学院退休教授。王梦仙生前一直和丈夫住在浙大华家池校区,两人是校园里有名的百岁夫妻。

(▲陈锡臣、王梦仙的旧照) 王梦仙女士一直体弱多病,老了的时候,便让儿子去打听哪有遗体研究所,“我走了之后,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研究研究,搞搞清楚怎么会得这么多的慢性病。”但这件事却一直没有告诉丈夫陈锡臣,直到表格带回了家里。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学习、工作了81年的陈锡臣知道后却说:“好呀,我们一起捐!” 两人约定一起把遗体留给浙江大学医学院作科研之用,唯一的要求就是把名字刻在一起。没想到两人去世不过相隔50天。

●同意,不容易 “现在自愿捐献遗体的人慢慢增多了,对于教学来说,基本能达到供需平衡。”浙江大学解剖学课程组组长凌树才教授会给临床医学大三的学生上解剖学的课程。目前,浙大医学院储备的遗体能满足10名学生共用一位“大体老师”,这在国内已经是最优的条件了。“10人一组,每5人负责一半的身子,再加上需要有人专门在一旁记录、查资料,基本上大家都能上手实践。” 从80年代开始就有接收零散的遗体捐献,再到2016年开始和省红十字会合作,近年来,浙大医学院一年能收到近100份的遗体捐献同意书,捐献者大多来自浙江本地。收到同意书后,医学院会定期回访,待捐献者过世后,医学院便派专人开中巴车去接来遗体。有时候,多地同时打来电话,而实验室却只有一辆可用的运送车,这时,也必须先接回一位,安放好,再去接第二位。这是实验室的规定,“一定要尊重他们,不能同时运送。” 对于亲人来说,眼睁睁看着至亲的遗体被运走,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时医学院的车子都开过去了,但是家属突然就不愿意了,痛哭着不让人把遗体运走。“在文件上签字和看着亲人被搬走,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能理解。”凌树才教授回忆着,“如果家属的心情不能平复,我们不会强求,也就回来了,尊重家属的意愿放弃遗体捐献。” 在遗体捐献的基础上,2015年4月,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正式成立。“如果说遗体捐献已经有点让人于心不忍的话,脑捐献就可以算是强人所难了。”因为脑捐献关涉的是最为精密的人脑,在过世之后必须在12小时内便取出,放入冰库里保存,对于刚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凌树才教授说,医学院当时就从遗体捐献者那里入手,一个个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还愿意捐献人脑,现在已有上百例人脑捐献。和捐献遗体者一样,人脑捐献者的名字同样会被刻在无语良师碑上。

尽管凌树才教授对遗体捐献的现状表示乐观,但于全社会,说服大家捐献遗体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季云松说, 2016年省红十字和相关医疗机构、医学院启动了遗体组织捐赠的接收工作。截至2017年年底,浙江省共实现人体器官捐赠850例,遗体捐赠累积实现255例。“遗体组织捐赠起步较晚,公众知晓度还有待提高,很多医学院教学遗体仍然不足,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们每年实际接收到的遗体数大致在50-60具,这一水平已经维持了20年左右了。” 医学院人体解剖实验室主任姜华东介绍,这样的遗体接收数量能够维持目前10-12人一组的解剖教学课需求,但若要达到最理想的6-8人一组的教学状态,就要让每年的遗体接收数翻一番。“这个缺口怎么去填,很难。” 不仅老师们在关心着这件事,医学院的同学们也希望能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临床医学大三的潘梦琪是医学院青志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会定期开展关于宣传遗体捐献的社会实践。“但有些人一听到遗体捐献,就表现的很反感——我活着好好的,讲这些不吉利的事情干什么。”

●上课,不敢辜负 解剖课是临床医学专业大三的必修课之一。同学们会把这些“无语良师”尊称为“大体老师”。 “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围着一具大体老师,虽然有着很难闻的福尔马林的味道,但我们每个人都很珍惜这一次的上手机会。”浙大巴德年医学班大八的学生励夏炜谈起第一次看到大体老师的场景。 第一节课上,老师不讲解剖学的知识,而是先介绍这些大体老师们的生平。同学们被要求不能化妆,要统一穿着白大褂,课前集体默哀。 之后的每节课,老师会先通过PPT授课,然后同学们进行操作。上课场所前半部分是教室,后半部分是解剖手术台,“大体老师就放在里面,每次上课摇上来,老师们就在各组间游走,我们不会了就喊老师来帮忙。”一节课学习解剖一个身体的系统,解剖过之后,这一部位便不能再重复使用。划开皮肤,然后再去浅筋膜,深筋膜,观察肌肉、血管、神经。“我第一次知道手术刀有多快。”临床医学专业的马洪昆感慨道。 大体老师会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里保存,学期结束,大体老师也便实现了他的使命,由实验室送去火化。姜华东告诉记者,当捐献的遗体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们会完成缝合,恢复遗体的遗容,“这也是最后的一种尊重吧”。 “以前亲戚朋友知道我是学医的,都爱问我有没有解剖过人,我只能回答解剖过兔子、蟾蜍、小白鼠之类的。所以开学要上局部解剖学了,我还有点小激动,感觉好像要迈出很大的一步了。”马洪昆这么说着,“但听完老师的介绍以后,激动的感觉就没了,就只是不想辜负大体老师,一开始都很小心翼翼。” “作为一个医学生,感觉能做的回馈给大体老师们的很少。只能通过日后的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来回馈帮助过我们的老师,用躯体作为教材的老师们。” 潘梦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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